筆筒是一種最為常見的置筆用具，一般呈圓筒狀，材質多樣，可見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書案上的常設之物。在古代，筆筒以其藝術個性和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筆筒銘》，云：“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　流長的歷史
　　據文獻記載，三國時已有筆筒。吳國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雖然文中沒有言明筆筒的材質，但從桑蟲放的地方，一為木空(木)，二為書簡(竹、木)推論，筆筒也應是竹木之質。但是三國的筆筒與后世的筆筒是否一樣，漢代出土的竹筆筒或可窺得其形。如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漢墓各出土一件竹筆筒。金雀山漢墓的竹筆筒兩端穿透，筒身鏤有八孔，筒身中間及兩端有三道皮箍，筆筒涂黑漆，出土時，筆筒里置有竹筆。筒身上的鏤孔是為了便于取筆。由此可知，漢代的筆筒是一個鏤孔的細竹管，筆完
　　全置于其中，與后世圓筒狀插筆的筆筒有很大不同。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提到的筆筒，可能也是這種形狀，細竹管狀的筆筒似乎更適合放桑蟲。宋無名氏所作《致虛雜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鐘”。王獻之把玩斑竹筆筒被傳為文：人雅事，只是《致虛雜俎》為后世追記之作，記載東晉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存疑。
　　記載筆筒較多的是明代的文獻；據《天水冰山錄》{己載，查抄明代一代權相嚴嵩(1480年至1567年)家產的清單上，列有牙廂(鑲)棕木筆筒、象牙牛角筆筒、哥窯碎磁筆筒等。
　　文震亨《長物志》筆筒專條云：“(筆筒)湘竹、棕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蓖缆〉摹段姆科骶吖{》筆筒條日：“(筆筒)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坐為雅，余不入品�！蔽�、屠二人皆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對當時的文房器具多有記述。只是二人鐘情于竹木的雅潔，對其他質地的筆筒關注不夠。
　　綜上所述，對筆筒的明確汜載始于明代，
　　實物方面，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筆筒多為明清以后的制品，傳世的所謂宋代筆筒并不確切。故從實物和文獻兩方面看，筆筒應該出現(xiàn)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筆筒，自此以后，成為中國置筆最主要的用具。常見的明代筆筒有如下幾種：
　　竹筆筒。截取一段適宜的竹子，并且留節(jié)，就是一件初創(chuàng)的筆筒，迄今所見最早的一件筆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鄰制松鶴紋竹筆筒。朱松鄰為明正德嘉靖年間嘉定派竹刻的開山始祖。松鄰其子名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世相傳，嘉定三朱，聲名遠揚。所制筆筒參用圓雕、透雕和高浮雕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題材紋樣也是以人物故事為多。上海博物館藏兩件明沈大生的竹筆筒，沈氏師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鏤法制筆筒，題材亦為人物故事。
　　瓷筆筒。見有崇禎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兩種，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體漸厚，器口露胎或施醬釉，題材紋樣以人物故事為主。
　　木筆筒。明萬歷年間的上海寶山朱守城夫婦合葬墓出有紫檀筆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處有一周凸起的帶狀紋，附座，座下承三矮足。傳世的明代木筆筒見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龍等。木筆筒中較多見的是浮雕花卉筆筒，構圖或簡練有致，或豐滿厚重而不雜亂；刀法圓熟、流暢而古雅。
　　另外，明代還有漆筆筒和象牙筆筒傳世。興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筆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筆筒強勁發(fā)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瑪瑙、紫砂、葫蘆筆筒，或變化完善，或粉墨登場，成為文人朝夕相處的良伴。
　　◆　筆筒與雕刻名家
　　竹筆筒是清代最為常見也是最主要的筆筒。我們從早中期幾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吳之璠、周顥、潘西鳳、鄧渭所制筆筒來透視一下清代筆筒的整體情形。
　　吳之璠，字魯珍，號東海道人，嘉定人，活躍于康熙年間。所制筆筒從技法上可分為兩類：—是繼承明代三朱雕鏤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淺多層。此類深刻高浮雕筆筒在清代早中期較為多見；二是摹仿龍門石刻的浮雕法，創(chuàng)制出“薄地陽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鈺《竹人錄》云：吳之璠“所制薄地陽文，最為工絕”。由于吳之璠深明畫理，故能在薄地陽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現(xiàn)出畫面的遠近、層次和透視感。吳之璠另一手法是在筆筒的局部浮雕紋樣，其余部位則去地鏟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國書畫：“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處刻字題詩落款的，這樣就在筆筒上形成一邊景物，一邊文字的格局。
　　周顥(1685年至1773年)，字晉瞻，號芷巖，又號雪樵、堯峰山人、芷道人，晚號髯癡，嘉定人，為清雍乾時期的竹刻大家。周顥既是竹人又兼畫師，上海博物館就同時收藏有周顥的竹刻與書畫。周顥所制筆筒常以山水、竹石為題材，并且以陰刻為主要技法，刀法純熟，能以一刀表現(xiàn)紋理的寬窄、長短、深淺，極具畫意。筆筒畫面的布局有兩種形式。一是通景，多為山水題材；二是一邊景物，一邊文字布局。
　　潘西鳳，字桐岡，號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揚州，刻竹于清雍乾年間，潘西鳳善以各種技法雕鏤筆筒，淺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筆筒暈褪變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絕倫。又如竹根筆筒(廣東民間工藝館藏)，以竹根數節(jié)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盤根錯節(jié)，蟲蛀斑痕，極盡自然之妙。
　　鄧渭，字德璜，亦作得璜，號云樵山人，嘉定人，活躍于清乾嘉時期。鄧渭善鏤花卉、人物，更長于刻字，淺刻行楷，書跡秀勁，工整雅致。上述四位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筆筒大師，所制筆筒既有繼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創(chuàng)新技藝。以他們?yōu)榇�表，清代早中期竹筆筒的風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淺浮雕、薄地陽文、留青、深刻、淺刻等無所不備、無所不能；題材上，山水人物、庭園樓閣、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題材成竹于胸，并能以刀代筆，筆到意至，令后世只能望其項背，為中國筆筒發(fā)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制品由以筆筒為主演變?yōu)橐员蹟R、扇骨為多。筆筒雕刻之法也有所變化，深刻高浮雕、淺浮雕、薄地陽文、深刻等已極為少見，淺刻與留青是此時的兩種主要技法�？傮w情況是，此時筆筒無論在技法還是題材上都趨于簡化。
　　◆　花樣繁多的筆筒
　　清代的筆筒中，從存世的情況來看，瓷筆筒是僅次于竹筆筒的，品種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紅、釉里紅、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單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筆筒，體現(xiàn)了各朝瓷器燒制的最高水平。從器型上看，清早期(順治、康熙)，某些筆筒還保留了明代筆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筆筒多為直身圓筒。從紋樣看，有山水人物、花鳥、松鶴、百壽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賢、春夜宴桃李園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筆筒和象牙筆筒，這些筆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鏤空和陰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紋樣，人物與景色相配，紋飾精致，層次豐富，布局繁密，立體感強。
　　從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筆筒的形制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清順治年間的筆筒一般體形較高，平底無釉，：胎體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間，則體形略為降低，胎壁適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內邊的一圈則無釉。這種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們稱之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筆筒則變得胎體略寬，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為“圈足”。
　　筆筒從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為古代文人墨客們案頭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筆筒早巳成為收藏市場上一道獨特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