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文清的《啟功雜憶》（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7月版）記載了這么一件事： “一天，幾位好事的友人攛掇啟功來到潘家園，看到門口的店鋪，都掛有啟功寫的字。啟功的第一反應(yīng)是驚愕，繼之又笑起來，他想起了幼時曾經(jīng)羨慕清代前輩被人模仿的殊榮，今天見到的情景，竟是他想也不敢想的，這里竟是署有啟功名號的書法作品的海洋，雖然沒有一件是他親手所寫，但全部是仿他的書法寫的，內(nèi)容也都是20世紀(jì)80年代，他習(xí)慣寫的詞句。

有人打趣地問他感覺如何？啟功先生笑答，寫的都比我好。在他的記憶里從來沒在任何場合寫過這些字。有人又問，即是假的你為何不寫狀子告他們？啟功又笑了：“這些假字都是些窮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尋到的一種謀生手段，我一打假，也把他們的飯碗打碎啦！我為什么要這樣做？”周圍的人聽了都哈哈大笑。有些人認出這是啟功來了，就圍過來勸啟功打假，啟功坦然地說：“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他學(xué)的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再者，他是缺錢用，才干了這種事，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錢，我不是也得借給他嗎？”他向周圍的人講了古代書法名家唐伯虎和文征明的故事，他們在市場上看到有人仿造他們的書法，并沒有生氣，反倒在他們的贗品上再添幾筆，題上款，以示支持，賣假字的人因而多賺了幾吊錢，高興而去！那些買了假字的人也十分高興，因為他的損失并不大，高高興興地把字畫帶回家去了！” 唐伯虎、文征明皆有寬容造偽者的記錄。

《明史·文征明傳》記載：“文筆遍天下，門下士贗作者頗多，征明亦不禁。”甚至造偽者請文征明在假畫上題字，文也照例不誤。二人對造偽者的寬容或許來自于其業(yè)師沈周。姜紹書《無聲詩史》曰：“每欲至窩，遠近相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哄河干，履滿戶外，乞詩乞畫，隨所欲應(yīng)之，無不從滿意而去�！鄙虻路�《萬歷野獲編》說，沈“片縑朝出，午時即有仿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币蝗�，有一寒士因老母貧病交加，出于無奈，只好摹仿沈周之畫，以求度日奉母。為賣得好價錢，寒士竟將其偽作展于沈氏，沈了解情況后，不但不予責(zé)備，反提筆在仿作之后修改潤色，之后又題上姓名，鈐上印章。齊白石當(dāng)年在北平街頭看到有人販賣署名自己的假畫，遂當(dāng)面斥責(zé)，不料此販振振有詞：“凡大畫家沒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說明名氣越大。

而且這些假畫物美價廉，是賣給窮人的；而有錢人自然去買你的真品，對你有什么損失呢？”齊為之語塞，再看那些偽作，居然很有些章法，于是竟收小販做了徒弟。 今人對此多有非議者，以為其行為如虎添翼，為虎作倀，其判斷的出發(fā)點在乎利益，唐、文、齊、啟等人寬容偽作的出發(fā)點正不在乎利益。因了不在乎而生出許多的故事來，不在利則往往通情，又因了這份情義，故事才會廣為流傳，津津樂道。真情義之于假字畫，因了他們的行為，既悖理又合理，既勉強又當(dāng)然。但這些傳為美談的故事、合乎情義的寬容，也為后世藏家?guī)�來了不盡的麻煩，為是非界定帶來了普遍的攪擾。

1990年代初，吳冠中狀告上海朵云軒和香港永成拍賣行所拍署名自己的《炮打司令部》為假畫，最終經(jīng)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的筆跡鑒定，法院裁定此作確系贗品。2006年7月底，史國良發(fā)現(xiàn)北京傳是拍賣公司準(zhǔn)備上拍的他的三幅作品中，有兩件是偽作，于是立即通知拍賣方要求撤拍，但拍賣公司拒之不理，假畫依然出現(xiàn)在拍賣預(yù)展并進行了拍賣，史國良一怒之下將該公司告上法庭，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調(diào)解，拍賣公司同意在媒體公開向史國良道歉。這樣的假畫自然不會有溫情脈脈的藻飾演義，也不會有娓娓可道的佳話趣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