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現(xiàn)得最晚，大致到了明朝晚期，文人的案頭才設(shè)置筆筒。這與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筆筒造型簡單，一般口底相若，呈筒形，少有大的變化。比起其它文具，筆筒簡單而實(shí)用，可在明朝中葉之前，文房用具中卻沒有筆筒。
　　筆筒的前輩大致有筆架、筆床、筆格幾種。唐詩人杜甫在《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詩中有“筆架霑窗雨，書簽映隙曛”之句，讀來小景美不勝收。筆架何樣？宋朝魯應(yīng)龍在《閑窗括異志》中有準(zhǔn)確描述：“遠(yuǎn)峰列如筆架�！边@使人對宋人案頭常置石頭有了功能上的了解。宋元明清大量傳世的筆架山，應(yīng)該就是置放毛筆的一種文具。唐朝的另一位詩人岑參在《山房春事》詩作中又有另說：“數(shù)枝門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筆床。”床為臥具，顯然筆置于筆床定為平放。明人文震亨在《長物志》筆床條中稱：“筆床之制，世不多見，有古鎏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余，上可臥筆四矢�！本唧w而形象。這類筆床，文震亨批評說：“最不美觀，即舊式，可廢也。”
　　筆格其名古澀，《長物志》稱：‘筆格雖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靈璧、英石，峰巒起伏，不露斧鑿者為之，此式可廢。古玉有山形者，有舊玉子母貓，長六七寸，白玉為母，余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琩之類為子者。古銅有鏒金雙螭挽格，有十二峰為格，有單螭起伏為格。窯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臥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幾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螭曲萬狀，或?yàn)辇埿�，爪牙俱備者，此俱最忌，不可用”。�?jù)此可知，筆格為石、玉、銅、瓷、木等材料所制，式樣不外乎山形，或各類演變成有起伏者均被視為筆格，與筆架式樣及功能大同小異，可視為別名。
　　筆筒的產(chǎn)生
　　以目前已知的實(shí)物論，筆筒的產(chǎn)生不會早于明代嘉靖朝。明晚期人屠隆在《文具雅編》中僅提了一句筆筒：“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余不入品�！�
　　文震亨《長物志》明確指出了筆筒的古制：“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雖舊物，亦不雅觀�！蔽恼鸷嘣谌f歷年間已將此類筆筒視為舊物，可見其生命力之弱。這類一方三圓（個別也有四圓）孔的鼓形文具，很長時間名稱混淆，功能說法不一。據(jù)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就是筆筒之祖，與后來大量生產(chǎn)的筆筒大相徑庭。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古制筆筒，都出自明嘉靖萬歷時期，上推正德，下接天啟，尚未發(fā)現(xiàn)有形制相同者，由此我們們基本可以推斷筆筒的大量生產(chǎn)從明朝晚期始，這與存世文物也相吻合。
　　《長物志》中筆筒條稱：“陶者有古白定竹節(jié)者最貴，然難得大者。青冬磁細(xì)花及宣窯者，俱可用。”這次文先生弄錯了，宋定窯絕無筆筒，如確有竹節(jié)式樣的筒形瓷器，也不會是筆筒。如確有竹節(jié)式樣的筒形瓷器，也不會是筆筒。因當(dāng)時還沒有筆筒。這在大量的宋畫中可以印證，從未發(fā)現(xiàn)案頭有筆筒陳設(shè)。至于青冬磁細(xì)花及宣窯者，也應(yīng)是以訛傳訛，明末喜在瓷器上屬前朝款識，以宣德成化最多，如有宣德款識筆筒為文震亨親眼所見，也不過是寄托款罷了。文震亨不是文物專家，錯誤在所難免。景德鎮(zhèn)近年出土了十?dāng)?shù)萬件御窯瓷器，明中期之前未見筆筒。
　　需要指出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于1989年在臺灣舉辦了《宋官窯特展》，并出版了展覽圖冊，其中第62號展品《官窯粉青筆筒》，年代定為北宋。此筆筒紫口鐵足，釉面瑩潤，美麗無比。底足修胎規(guī)矩，施醬釉。底部鏨有清乾隆皇帝御題七言詩一首：“瓶碗官窯亦恒見，筆筒一握見殊常。宣和書畫曾經(jīng)伴，南渡兵戈幸未亡�；饸馊�消文氣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銅膽插花卉，拈筆吟當(dāng)字字香。”此詩作于乾隆癸卯年，即1783年。這一年乾隆皇帝七十三歲，他心血來潮作的這首充滿打油味道的詩，把這只筆筒定了性，即此筆筒曾為宋徽宗所用，當(dāng)為北宋之物。其實(shí)，這只筆筒最早也不會早于雍正一朝。圖冊前言中也稱：“展品62號筆筒，……依風(fēng)格來看可能是清朝之物�！比绻�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沒有筆筒，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1990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了第一屆《中國文物精華展》，并也出版了展覽圖冊，其中第142號展品《牙雕踢球圖筆筒》，年代也定為宋朝。這只象雅雕刻筆筒，從畫面上看，與明末徽州版畫無異，制式與刻工也與同時期常見筆筒相同，當(dāng)為明末之物。定為宋朝，同樣錯了。
　　筆筒的發(fā)展
　　以文獻(xiàn)記載，筆筒應(yīng)該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朱松鄰生活于嘉萬時期，為嘉定派竹刻始祖，所存真跡罕見，但他對后世影響極大。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筆筒，老松仙鶴虬勁古拙，定為朱氏僅存真跡。此筆筒作于1571年，為隆慶5年。此為已知最早的帶有紀(jì)年的筆筒。
　　《長物志》也稱：“（筆筒）湘竹、棕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被ɡ婕袋S花梨木，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由此可知，明末竹木筆筒大興，品種極多。從工藝要求上看，也比瓷制少有限制，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獲取實(shí)惠。所以，竹制筆筒各流派爭雄斗艷，木制筆筒式樣層出不窮。
　　明末，由于政權(quán)不穩(wěn)，文人厭惡政治，逃避現(xiàn)實(shí)，大興奢侈靡爛之風(fēng)，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筆筒作為案頭文具中最具裝飾性的代表，異軍突起。文人雅士，無不以獲取美器為榮。據(jù)《廣志繹》載：‘如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nèi)僻遠(yuǎn)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動輒千文百緡�！边@一時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窮極工巧，許多精美絕倫的筆筒，“幾成妖物”，令今人嘆為觀止。
　　傳世筆筒中，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筆筒明末很多，可以認(rèn)定萬歷年間的亦不在少數(shù)，然瓷制筆筒萬歷年間的幾乎不見，唯崇禎一朝大量出現(xiàn)，且精美無比。
　　竹木牙一類筆筒，大都出自文人的喜愛，取之自然。文人親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數(shù)。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許多，朱氏三杰、濮仲謙、張希黃，代表著明朝竹雕的三大風(fēng)格。入清以后，人才輩出，竹雕木刻技藝無不精絕。
　　而瓷制筆筒，沒有留下工匠之名，書寫制做年款的卻不少見。這似乎與竹制筆筒屬款之風(fēng)有著某種聯(lián)系。明代瓷制筆筒，目前僅見青花，繪制技法一反萬歷草率之風(fēng)，工細(xì)之極，不讓畫家，足見文人對筆筒之重視。
　　入清以后，筆筒材質(zhì)更加豐富，瓷制品種驟增，應(yīng)有盡有，至康熙時期達(dá)到了高潮，雍正乾隆時期風(fēng)格變幻多樣，仿生品種迭出，粉彩美侖美奐。
　　青花瓷自元朝在景德鎮(zhèn)始燒起，迅速成為中國瓷器主流，青花筆筒當(dāng)然也就成為筆筒的最大宗�？滴跻怀�，社會走向安定，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題材減少，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康熙青花筆筒，以人物故事、花鳥山水見長，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
　　彩瓷艷麗，各類彩瓷均發(fā)揮長處，粉彩柔和，五彩熱烈，斗彩華貴，墨彩雅致，礬紅彩描金富麗……各類彩瓷利用其優(yōu)勢，制成筆筒，美不勝收。
　　顏色釉進(jìn)入康熙朝，無論高溫釉低溫釉，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高溫釉之亮麗熱烈，低溫釉之柔和文雅，其表現(xiàn)力前所未有。兩種顏色以上的復(fù)色釉，也大膽創(chuàng)新，仿木、仿石，順其紋理自然，色彩變幻。
　　其它竹木牙漆，水晶端石銅玉等材料統(tǒng)統(tǒng)被工匠所利用，竹制為最大家族，流派名家輩出；木雅隨竹刻家走遠(yuǎn)；漆制也隨心所欲；至于硬質(zhì)材料，玉石、金屬等，在工匠手下隨意設(shè)計，化堅硬為柔軟，至今看來仍屬鬼斧神功之技。中國文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注重個人品味，追求生存格調(diào)。這種格調(diào)與品味的追求，即使反映在筆筒這么簡單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態(tài)。一個小小的筆筒，置于案頭，幫助文人敘說他的審美心境，同時，也向后人展示了他們的非凡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