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門類齊全的“作”

　　唐代（618—907年），是我國絲織手工業(yè)發(fā)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在這個時期，絲綢生產(chǎn)各個部門的分工更加精細，花式品種更加繁富，絲綢產(chǎn)區(qū)更加擴大，織造技術(shù)也大為提高。
  
　　唐朝的絲織業(yè)也和過去歷朝一樣，主要分為民營和官營兩部分。這里，我們只談?wù)劰贍I的絲織業(yè)。唐朝官府經(jīng)營的絲織生產(chǎn)，由織染署負責管理。織染署下面又設(shè)立了二十五個“作”，各有專門的分工。這二十五個“作”是織絍（織綢叫絍）之作十個：布、絹、�椤瞫hī師，粗綢〕、紗、綾、羅、錦、綺、■、褐（粗布）。組綬（織有花紋的絲帶）之作五個：組、綬、絳、繩、纓（帽子上的裝飾物）。�r〔chóu綢，比較厚實的絲綢〕線之作四個：�r、線、弦〔xián玄，用作琴弦〕、網(wǎng)。練染之作六個：青、絳、黃、白、皂、紫。
  
　　從這許多“作”的名稱，就可想見它們組織的龐大，分工的精專了。以上是直屬中央的機構(gòu)，在各地還有屬于地方領(lǐng)導(dǎo)的織錦坊，等等。

　�。�2）名目繁多、花式新穎的貢賦絲綢

　　唐朝初年，把全國分為十個道，各道每年要向朝廷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貢賦，絲織品是貢賦中很重要的一項。當時各道作為貢賦向朝廷交納的絲織品，名目繁多，花式新穎，例如，河南道仙、滑二州的方紋綾，豫州的雞鶒〔chǐ尺〕綾、雙絲綾，兗州的鏡花綾，青州的仙文綾；河北道恒州的孔雀羅、春羅，定州的兩窠�r綾；山南道荊州的交梭縠子，閬〔làng浪〕州的重蓮綾；江南道潤州的方棊〔qí棋〕、水波綾，越州的吳綾；劍南道益、蜀二州的單絲羅，益州的高杼〔zhù柱〕衫段（緞），綿州的雙��〔xún旬，一種用股線織成的絲織物〕，遂州的樗〔chū初〕蒲棱等等，都是花色綺麗的高級絲織品。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初絲織品的主要產(chǎn)區(qū)還是在北方。
  
　　安史之亂以后，北方遭到戰(zhàn)火的摧殘，而江南地區(qū)沒有直接受到戰(zhàn)禍，破壞較少。這樣，江南地區(qū)的絲織業(yè)迅速地發(fā)展起來。江南道越州的“繚綾”、宣州的“紅線毯”都是名重一時的高級絲織品。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在他所寫的《繚綾》一首詩中，描寫那皎潔精美的繚綾“應(yīng)似天臺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即花紋）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在另一首名叫《紅線毯》的詩中，詩人用“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的詩句，來形容紅線毯的松厚柔軟。

　�。�3）精美的絲綢圖案

　　前面在介紹唐朝各州貢賦的絲綢品種時，已經(jīng)提到了許多新異的圖案名目。但是，那些圖案名目，只是當時流行的花式。此外還有不少特別精美的花式，是上層人物才能享受的精品。下面舉幾個例子：
  
　　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時，有個叫竇師倫的，在四川益州大行臺任上，曾創(chuàng)制了不少絲綢花式，其中有對雉〔zhì至，野雞〕、斗羊、翔鳳、游麟等花樣，一直流行了幾百年。因竇師倫受封為“陵陽公”，人們就把那些花樣稱為“陵陽公樣”。我們從新疆等地出土的唐代絲織品中，經(jīng)�？梢钥匆姵蓪Τ呻p的動物花紋，形象很豐滿。
  
　　唐朝文學(xué)家陸龜蒙在他所寫《紀錦裙》一文中，敘述了他所見到的一條錦裙，錦裙上面織著二十只勢如飛起的鶴，每只都是折著一條腿，口中銜著花枝。鶴的后面，還有一只聳肩舒毛的鸚鵡。鶴和鸚鵡的大小不一，中間間隔著五光十色的花卉〔huì匯〕。這類花紋在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唐代銅鏡和漆器等工藝品上面，也常�？吹�。
  
　　唐朝韋端符寫的《衛(wèi)公故物記》中，提到一件紫色花綾襖子，襖上織著樹林，樹下有狻猊〔suān—ní酸尼，獅子〕、�ぁ瞔hū出，虎一類的動物〕、駱駝等動物在奔馳，還有獵人在騎馬射獵。我國各地出土的唐代絲綢和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唐代絲綢中，有一種“狩獵文錦”的花紋就織有這些形象。那騎射的人物，飛奔的走獸，飛翔的鳥，以及樹木花草，都容納在圓形的團花之中。在團花外面，還點綴著串珠形的圖案，層次分明，組織緊湊。這一類構(gòu)圖通稱為“聯(lián)珠團窠紋”，是唐代流行的一種裝飾形式。

　　唐代宗（763—779年在位）時，有一些絲綢品種被禁止織造，其中提到一種“獨窠文綾四尺幅”的花樣，照詞意解釋，這是一種直徑長達四尺的大團花。一個大團花就能布滿絲綢的整幅寬面，所以叫做“獨窠文綾四尺幅”。日本正倉院保存的一幅唐代獅子舞錦，一只獅子在寶相花枝藤中漫舞，在每朵寶相花上面，都站立著載歌載舞的人物，有的打著長鼓，有的彈著琶琶，有的吹著笙笛�；�紋的單位足足有三四尺長，整幅畫面充滿著一片歡騰熱鬧的景象，氣魄真是宏偉極了！

　　（ 4）精工細作的織造技術(shù)

　　唐朝的絲織品種很多，單以織錦來說，現(xiàn)在保存在日本正倉院的實物中，就有用染花經(jīng)絲織成的“廣東錦”；用很多小梭子根據(jù)花紋顏色的邊界，分塊盤織而成的“綴〔zhuì墜〕錦”；利用由深到淺的暈色牽成的彩條經(jīng)絲，織成暈色花紋的“大繝〔xián閑〕錦”；利用彩色緯絲顯花，并分段變換緯絲彩色的“緯錦”；利用經(jīng)絲顯露花紋的“經(jīng)錦”，等等。這些絲織品種的實物，在我國西北古絲路經(jīng)過的地方也都發(fā)現(xiàn)過。
  
　　其中廣東錦就是現(xiàn)在流行的“印經(jīng)織物”的前身。綴錦就是中國所說的“緙〔kè克〕絲”日本稱它為綴錦。用經(jīng)絲牽成暈色彩條的辦法，在現(xiàn)在的紡織生產(chǎn)中也經(jīng)常運用。經(jīng)絲顯花的經(jīng)錦，是漢以來的傳統(tǒng)方法。用緯絲顯花，分段換色，要不斷換梭投緯，織制時比較費事，但緯絲可以比經(jīng)絲織得更密致。用緯絲顯花，花紋就可以織得更加精細，色彩的變換也可以更加自由。因此，緯絲顯花和分段變色的方法，在現(xiàn)代的絲織生產(chǎn)中仍然是主要的技藝。
  
　　根據(jù)目前考古發(fā)掘的實物資料證明，我國在唐朝初年，就已經(jīng)生產(chǎn)緯錦這種品種了，故宮博物院保存著一件從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331號墓出土的瑞花幾何紋緯錦，這件錦是和高昌義和六年（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文書同時出土的，說明它最晚生產(chǎn)于公元619年。這件緯錦的花紋，也是初唐時期中原流行的典型式樣，它是用一組藍色的緯絲織出斜紋組織的地紋（三枚右向斜紋），另外用兩組緯絲織出花紋�？椈�紋的兩組緯絲中，有一組是白色的，專門用來織花紋的邊緣部分；還有一組是分段換梭變色的，用來織花心部分，在標本上看到換梭的顏色有大紅、湖綠二色。這件文物標本還保留著17.3厘米長的幅邊，從幅邊能清楚地看到緯絲回梭形成的圈扣，以及幅邊的組織規(guī)律。
  
　　斜紋組織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早已發(fā)明的織法，江蘇吳縣草鞋山屬于新石器晚期青蓮崗文化的遺址曾出土斜紋組織的葛布。西安半坡新石器遺址出土的陶器底部、發(fā)現(xiàn)過斜紋織物的印痕。《易·系辭》有“參伍以變、錯綜其數(shù)”的句子，就是用斜紋織法的紡織述語來解析卦象的。因為織機上用三片綜或五片綜交錯提沉，都能織出斜紋變化的花紋。從商、周到西漢，用斜紋起花的紋綺更是屢見不鮮。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曾出土斜紋組織的“千金絳”。都證明斜紋織法是我國傳統(tǒng)的技藝。但有些人以為中國古代沒有斜紋織法。以為中國斜紋織法的緯錦是公元七世紀末才從西方傳來的。現(xiàn)在都已為我們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科學(xué)地證明它們是一種錯誤的判斷。
  
　　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絲織品中，還有一件由兩組不同色的經(jīng)線和兩組不同色的緯線互相交織成正反兩面花紋相同的雙面錦，正反兩面的區(qū)別僅僅是花紋的顏色和地紋的顏色互相轉(zhuǎn)換，即正面花紋的顏色，在反面恰恰就是地紋的顏色；而正面地紋的顏色，在反面恰恰就是花紋的顏色。這種雙面錦的織法，就是現(xiàn)代“雙層平紋變化組織”的織法，它的優(yōu)點是正反兩面都能使用，組織牢固，使用性能高。
  
　　唐代的印花絲綢，花色也很多，印花加工的方法，除臘染、夾板印花、木板壓印等方法外，還有用鏤花紙版刮色漿印花及畫花等多種方法。
  
　　唐代的薄紗，也織得很好。當時的貴族婦女，肩上都披著一條“披帛”，大都是用薄紗作成的。另外還有一種用印花薄紗縫制的衣裙，也是當時貴族婦女們很喜愛的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