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鑒定指南
發(fā)布:2009-12-23 16:17:11 來源:賓縣百姓網(wǎng)-收集整理 瀏覽次 編輯:佚名
對版本作鑒定與辨?zhèn),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古籍的浩繁,研究者往往從刻印地區(qū)、時代先后、刻印機構、版式、裝幀等多方面著手,將其細作分類,大抵如下:
按刻書時間區(qū)分,計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遼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國刻本等;
按刻書機構區(qū)分,計有:官刻本(包括國子監(jiān)本簡稱監(jiān)本、興文署本、經(jīng)廠本、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內(nèi)府本、府學本、州學本、縣學本、藩府本、官書局本、各地書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刻書地區(qū)分,計有:浙本、閩本、蜀本、高麗本(即朝鮮本)、東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況分,計有:精刻本、寫刻本、單刻本、叢書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遞修本、百衲本、舊版、通行本、邋遢本、書帕本等;
按字體、裝訂大小分,計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顏色分,計有;紅印本、藍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內(nèi)容多寡、評注等分,計有:足本、增訂本、刪節(jié)本、批點本、評注本、配本等;
按活字性質分,計有:泥活字本、銅活字本、木活字本、鉛活字本、鐵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價值或使用價值分,計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進呈本、四庫底本、殘本、不列尾、批校題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獻可分:抄本、舊抄本、傳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鈐印本、石印本等。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從不同角度來審視罷了。
2.雕刻本鑒定要點
鑒定古書,首先可注意其封面與牌記。今日所見,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時書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書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時間、書坊字號,如清雍正刻本《李義山詩》封面為:“雍正八年攜,華亭趙潤川解,《李義山詩》,金陵劉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進呈,《御覽西湖志纂》,賜經(jīng)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書,據(jù)以斷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書例外。一是原書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調換,以新面目出現(xiàn),其內(nèi)容卻是舊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閣書版,在毛晉身后便轉歸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轉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將各卷首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諸字挖去,補刻“洞庭席氏”,實質上僅是改頭換面而已。另一種情況是整套書均由后人依樣翻刻,翻刻時將原書封面只字不誤地照刻,初看誤以為是原刻本。遇此情況,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寫時間即可。這種情況,不妨解釋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辦事古板或書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偽,則會盡可能地喬裝打扮,故還得從其他方面去一一識破。
牌記又叫書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書末,類似現(xiàn)在版權頁上的出版社名稱,如明正德本《文獻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歲暮獨齋刊行”雙行牌記。有些牌記內(nèi)容較長,如嘉靖本《初學記》序末刊:“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ら_國公徐堅等奉敕撰纂初學記一書,近將監(jiān)本是正訛謬,重寫雕鏤,?本,并無荒錯。買書君子,幸希評鑒。嘉靖丁酉歲冬書林宗文堂刊行”。這很能說明選用底本、?钡惹闆r。
序、跋是著者或與之有關的師友、后學撰寫的該書成書過程、寫作緣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寫時間一般距刻印時間不遠,可以作為鑒定年代的一個依據(jù)。但單純靠序跋題寫時間還不可靠,因為不少書籍在翻刻時將原序依樣刻錄,因此得看看共有幾篇序,以最近的一篇來推算。當然,遇到將序年挖改作偽的情況,還將憑字體、紙張等其他特征來辨別。
題跋、識語是藏書家、鑒定家直接寫于其所藏之書卷首或卷尾的個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該書的流傳情況,同時也提供了名家的鑒定見解。如北京圖書館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趙銹藏明版《韻語陽秋》卷三末有趙氏題識。其他如黃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愛的書上題語。與題語同時出現(xiàn)的是藏書印章,如××樓、××閣、××齋、××堂、××軒以及藏書家姓名、字號等等,自然也是鑒別時代、了解流傳的一項內(nèi)容,但它同題語一樣,也有偽作。
書名的冠詞,有時可直接知道該書的寫作年代,如稱“國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當代,而若重刻,則冠以“重刻”字樣,或將“皇”、“國”等字刪去不用。如《圣宋文選》、《皇元風雅》、《大明一統(tǒng)志》、《皇清經(jīng)解》等。而元人撰《國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國朝先正事略》等均為當代人所刻的當代人著作。
避諱是遇到當朝君主或所尊者時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筆等文字書寫現(xiàn)象。如宋微宗名趙佶,則書中凡遇“佶”及吉、咭、詰等字均要回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橫筆,“校”作“較”。這樣,在鑒定版本時,諱字便也是一個內(nèi)容。這方面的詳細情況,陳垣先生有專著《史諱舉例》(中華書局出版),可參閱。不過避諱情況在具體實施時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萬歷后趨密,不能一概而論。
在查閱一些古籍著錄書時,常見有“××葉,××行”的記錄,這便是行款字數(shù)等的版式統(tǒng)計描述,因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規(guī)格尺寸不一,行數(shù)、字數(shù)也不同。另外,邊欄、魚尾、書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漢書注》,宋王叔邊刻本為半葉13行,行23或24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黃善夫刻本為半葉10行,行18字,細黑口,四周雙邊。
紙張在版本鑒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茲將常用的幾種紙作一簡介。
麻紙:分黃、白兩種。黃麻紙色略黃,稍粗糙,有的較白麻紙略厚;白麻紙潔白光滑,背面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質地細薄,堅韌。紙紋均寬,約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紙,元后期多用黃麻紙,時紙紋漸窄,約一指。明初仍用之。
羅紋紙:色白,質地柔軟,具明顯橫紋,似絲織羅綢,故名。自宋以來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紙者鮮見。
棉紙:又稱皮紙,分黑、白兩種。白棉紙色白,質地細柔,纖維多,韌性強;黑棉紙色黃黑,韌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較細薄,隆、萬后稍粗厚。清初僅見少數(shù)印本。
竹紙:色微黃,稍脆,宋元至明初問有使用,嘉靖后較為普遍。
開化紙:細膩、潔白,薄而韌性強,柔軟。清內(nèi)府刻本及揚州詩局刻書多用之。嘉、道后質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連史紙:潔白純凈,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無草棍紙屑粘附,紙料較細。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紙;因產(chǎn)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為多種。料半紙,薄而質地細,色潔白,綿軟有彈性,可以作繪畫印書,晚清、民國有些書用之。玉版紙,能吸水,晚清、民國印金石、書畫冊等多用此紙。棉連紙,摹拓銅器、碑刻及印書畫用。
毛邊紙:米黃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質脆,乾隆后用得較多。
太史連紙:稍黃,質地細潔而有韌性,乾隆后與上述毛邊紙為兩種最常使用的印書紙。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錄,包括具體某種書的字體、行款、版式、卷數(shù)、刻印年代、刻印地點等內(nèi)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庫簡明日錄標注》,對各種不同版本均有說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幾個大館的善本書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編的書目,如宋晁補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等也可按需翻閱。
最后要提出的一點,就是版本鑒定標準中的“軟件”,即檢閱書的內(nèi)容本身,諸如制度、習俗、用語等,有時都可以成為年代鑒定上的佐證。如《劉知遠白兔記》,向與《荊釵記》等合稱為四大南戲,收入《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1911年在該書跋語中稱其為宋巾箱本,事實上該書有多處不避宋諱,早有人懷疑它是元刻偽托。近又發(fā)現(xiàn),書中所用的某些詞匯只在金、元才出現(xiàn),宋人不可能講元人的話,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講到劉知遠在李家的傭工,《新編五代史平話》稱作“驅口”,按:驅口即元人所說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則改稱“年作”,可見刻本年代不同,內(nèi)容上有時會體現(xiàn)出來。
按刻書時間區(qū)分,計有:唐卷子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北宋本、南宋本)、遼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國刻本等;
按刻書機構區(qū)分,計有:官刻本(包括國子監(jiān)本簡稱監(jiān)本、興文署本、經(jīng)廠本、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內(nèi)府本、府學本、州學本、縣學本、藩府本、官書局本、各地書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刻書地區(qū)分,計有:浙本、閩本、蜀本、高麗本(即朝鮮本)、東洋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況分,計有:精刻本、寫刻本、單刻本、叢書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遞修本、百衲本、舊版、通行本、邋遢本、書帕本等;
按字體、裝訂大小分,計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
按印刷顏色分,計有;紅印本、藍印本、朱墨本、三色(或五色、六色)套印本等;
按內(nèi)容多寡、評注等分,計有:足本、增訂本、刪節(jié)本、批點本、評注本、配本等;
按活字性質分,計有:泥活字本、銅活字本、木活字本、鉛活字本、鐵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按其價值或使用價值分,計有:孤本、珍本、善本、校本、進呈本、四庫底本、殘本、不列尾、批校題跋本。
另外,非雕刻版文獻可分:抄本、舊抄本、傳抄本、影抄本、稿本、上版稿本、手稿、清稿、底稿、拓本、影印本、鈐印本、石印本等。
上述概念的外延有不少是相互包容的,只是從不同角度來審視罷了。
2.雕刻本鑒定要點
鑒定古書,首先可注意其封面與牌記。今日所見,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時書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書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時間、書坊字號,如清雍正刻本《李義山詩》封面為:“雍正八年攜,華亭趙潤川解,《李義山詩》,金陵劉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進呈,《御覽西湖志纂》,賜經(jīng)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書,據(jù)以斷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書例外。一是原書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調換,以新面目出現(xiàn),其內(nèi)容卻是舊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閣書版,在毛晉身后便轉歸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轉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將各卷首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諸字挖去,補刻“洞庭席氏”,實質上僅是改頭換面而已。另一種情況是整套書均由后人依樣翻刻,翻刻時將原書封面只字不誤地照刻,初看誤以為是原刻本。遇此情況,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寫時間即可。這種情況,不妨解釋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辦事古板或書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偽,則會盡可能地喬裝打扮,故還得從其他方面去一一識破。
牌記又叫書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書末,類似現(xiàn)在版權頁上的出版社名稱,如明正德本《文獻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歲暮獨齋刊行”雙行牌記。有些牌記內(nèi)容較長,如嘉靖本《初學記》序末刊:“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ら_國公徐堅等奉敕撰纂初學記一書,近將監(jiān)本是正訛謬,重寫雕鏤,?本,并無荒錯。買書君子,幸希評鑒。嘉靖丁酉歲冬書林宗文堂刊行”。這很能說明選用底本、?钡惹闆r。
序、跋是著者或與之有關的師友、后學撰寫的該書成書過程、寫作緣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寫時間一般距刻印時間不遠,可以作為鑒定年代的一個依據(jù)。但單純靠序跋題寫時間還不可靠,因為不少書籍在翻刻時將原序依樣刻錄,因此得看看共有幾篇序,以最近的一篇來推算。當然,遇到將序年挖改作偽的情況,還將憑字體、紙張等其他特征來辨別。
題跋、識語是藏書家、鑒定家直接寫于其所藏之書卷首或卷尾的個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該書的流傳情況,同時也提供了名家的鑒定見解。如北京圖書館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趙銹藏明版《韻語陽秋》卷三末有趙氏題識。其他如黃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愛的書上題語。與題語同時出現(xiàn)的是藏書印章,如××樓、××閣、××齋、××堂、××軒以及藏書家姓名、字號等等,自然也是鑒別時代、了解流傳的一項內(nèi)容,但它同題語一樣,也有偽作。
書名的冠詞,有時可直接知道該書的寫作年代,如稱“國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當代,而若重刻,則冠以“重刻”字樣,或將“皇”、“國”等字刪去不用。如《圣宋文選》、《皇元風雅》、《大明一統(tǒng)志》、《皇清經(jīng)解》等。而元人撰《國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國朝先正事略》等均為當代人所刻的當代人著作。
避諱是遇到當朝君主或所尊者時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筆等文字書寫現(xiàn)象。如宋微宗名趙佶,則書中凡遇“佶”及吉、咭、詰等字均要回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橫筆,“校”作“較”。這樣,在鑒定版本時,諱字便也是一個內(nèi)容。這方面的詳細情況,陳垣先生有專著《史諱舉例》(中華書局出版),可參閱。不過避諱情況在具體實施時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萬歷后趨密,不能一概而論。
在查閱一些古籍著錄書時,常見有“××葉,××行”的記錄,這便是行款字數(shù)等的版式統(tǒng)計描述,因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規(guī)格尺寸不一,行數(shù)、字數(shù)也不同。另外,邊欄、魚尾、書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漢書注》,宋王叔邊刻本為半葉13行,行23或24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黃善夫刻本為半葉10行,行18字,細黑口,四周雙邊。
紙張在版本鑒定中也有重要的作用,茲將常用的幾種紙作一簡介。
麻紙:分黃、白兩種。黃麻紙色略黃,稍粗糙,有的較白麻紙略厚;白麻紙潔白光滑,背面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質地細薄,堅韌。紙紋均寬,約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紙,元后期多用黃麻紙,時紙紋漸窄,約一指。明初仍用之。
羅紋紙:色白,質地柔軟,具明顯橫紋,似絲織羅綢,故名。自宋以來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紙者鮮見。
棉紙:又稱皮紙,分黑、白兩種。白棉紙色白,質地細柔,纖維多,韌性強;黑棉紙色黃黑,韌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較細薄,隆、萬后稍粗厚。清初僅見少數(shù)印本。
竹紙:色微黃,稍脆,宋元至明初問有使用,嘉靖后較為普遍。
開化紙:細膩、潔白,薄而韌性強,柔軟。清內(nèi)府刻本及揚州詩局刻書多用之。嘉、道后質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連史紙:潔白純凈,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無草棍紙屑粘附,紙料較細。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紙;因產(chǎn)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為多種。料半紙,薄而質地細,色潔白,綿軟有彈性,可以作繪畫印書,晚清、民國有些書用之。玉版紙,能吸水,晚清、民國印金石、書畫冊等多用此紙。棉連紙,摹拓銅器、碑刻及印書畫用。
毛邊紙:米黃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質脆,乾隆后用得較多。
太史連紙:稍黃,質地細潔而有韌性,乾隆后與上述毛邊紙為兩種最常使用的印書紙。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錄,包括具體某種書的字體、行款、版式、卷數(shù)、刻印年代、刻印地點等內(nèi)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庫簡明日錄標注》,對各種不同版本均有說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幾個大館的善本書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編的書目,如宋晁補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等也可按需翻閱。
最后要提出的一點,就是版本鑒定標準中的“軟件”,即檢閱書的內(nèi)容本身,諸如制度、習俗、用語等,有時都可以成為年代鑒定上的佐證。如《劉知遠白兔記》,向與《荊釵記》等合稱為四大南戲,收入《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1911年在該書跋語中稱其為宋巾箱本,事實上該書有多處不避宋諱,早有人懷疑它是元刻偽托。近又發(fā)現(xiàn),書中所用的某些詞匯只在金、元才出現(xiàn),宋人不可能講元人的話,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講到劉知遠在李家的傭工,《新編五代史平話》稱作“驅口”,按:驅口即元人所說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則改稱“年作”,可見刻本年代不同,內(nèi)容上有時會體現(xiàn)出來。